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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0年9月发生在北京通州八里桥那场战事，对于张仰山和他的子孙后代来说，有着极不寻常的意义。在那场惨烈的战争中，大清国的军队被英法联军打得一败涂地，可张仰山却因祸得福，几乎是稀里糊涂地获得了两件国宝级文物，并由此给张家带来道不尽的离合悲欢，也改变了张家后代的命运。

    事情得从直隶绿营提标郑元培将军，晚清著名书法篆刻大家、大师级人物赵之谦和京城琉璃厂赫赫有名的百年老店松竹斋的掌柜张仰山这三个男人说起。

    郑元培那年三十九岁，长得鼻直口阔，虽是中等个头但很彪悍，更有一身好武艺。他在几日之前就接到战报，说是洋人已在大沽口登陆，主帅僧格林沁命令郑元培率标下的人马火速赶到通州设防。此时，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的马步队1.7万人已经部署于通州张家湾、八里桥一带，另有直隶提督成保、礼部尚书瑞麟及副都统伊勒东阿等督带的1.6万余人驻于通州附近地区，大清国用于护卫京师的总兵力也就是这区区3万余人，此时再从各省调兵勤王怕是来不及了，一场大战已经迫在眉睫。

    绿营兵由于久未参与战事，早已军备废弛，别说是打仗，就是对付大一点的土匪团伙都难以胜任。郑元培驻扎下来之后，当务之急就是开展军事训练。其实也没什么可练的，不过是按套路舞舞刀枪，用弓箭射射草靶，这些玩意儿有用没用大家心里都有数，只不过谁都不道破而已。此时的绿营兵也装备了火器，可弟兄们都没拿它太当回事。大炮和抬枪都是前装式的，操作起来很麻烦，先装一部分火药捣实，放进弹丸铁砂，然后再装进火药捣实，最后点燃火捻开炮，其杀伤效果可想而知，这类枪炮用于打兔子都不大方便，就别说是作战了。道光二十年（1840年），大清国首次与英国人交战，大清国的军人总算是领教了洋人的炮火的厉害，人家的炮弹是尖锥形，前面装有引信，落地就炸，方圆数丈内血肉横飞，大清国的军人被打得目瞪口呆，还以为洋人用了什么邪术。

    郑元培知道这一仗凶多吉少，可不得不按照命令进行练兵，无论如何，士气不可泄，训练一下总比不练强。郑元培弓马娴熟，在骑兵演练场上大出风头。他手执弓箭在马背上做出各种动作，时而镫里藏身，时而倒骑马背开弓射箭，一支支羽箭准确地射在远处的靶心上，赢得围观的清军士兵的阵阵喝彩……

    郑元培正准备舞一套“谭家枪”让士兵开开眼时，只见一匹快马从远处奔驰而来，马背上的士兵在郑元培面前勒住马缰高声喊道：“郑大人，督标大人已经到京城了！”

    郑元培说：“好啊，这么说，最迟今天晚上督标大人就能亲眼看到阵地了！”

    “不，督标大人请您到京城去议事。”

    郑元培一愣，莫非战事有变？他来不及多想，对马上的士兵说：“请禀报督标大人，我马上出发去京城！”

    两个中年男人一前一后走出了鸿兴楼饭庄的大门。走在前面的是赵之谦，他身后就是张仰山。

    鸿兴楼饭庄坐落在繁华的珠市口大街上，门面雕梁画栋，颇为气派。在当年的京城里，鸿兴楼是达官贵人、富家子弟宴请宾客经常光顾的去处之一，据说主厨曾经在宫里当过差，真正的御膳房手艺。不过这家饭庄价格也着实不菲，一桌像样的酒菜至少是二十两银子。

    以赵之谦本人的财力，他是断不敢迈进鸿兴楼半步的。

    赵之谦运气不佳，乡试中了举人之后，殿试便屡试屡败，彼时又一次赴京赶考，依然落第，正欲还乡。赵之谦和古今中外很多大师级人物一样，他的书法、篆刻虽说在当时已经颇有名气，但远不及死后名声显赫。在这点上，有些人老爱拿他与荷兰那个著名的印象派画家凡·高相提并论——都是死后才被发现是天才，他成为“晚清杰出的书法、篆刻家”时已经是故去多年以后的事。

    赵之谦的篆刻，别具一格、自成一派，人称“赵派”。据说，赵之谦有一天在松竹斋和张仰山切磋技艺，彼时天空突然阴云密布，张仰山忙着招呼伙计把堆在院子里的宣纸转移到安全地带。赵之谦自然不能袖手旁观，他也抱着一摞云母宣往库房里跑，顷刻间，倾盆的大雨就砸下来了，宣纸湿了一片。老赵观察着雨水在宣纸上慢慢晕开，忽有所感，于是在雨后的那个黄昏，终于悟出了治印的精髓，吟出了他这行里的千古绝唱：治印之妙，不在斑驳，而在于浑厚。此后他在“浑厚”二字上下足了功夫，又大胆吸取汉镜、钱币、权、诏、汉器铭文、砖瓦以及碑额等文字入印，丰富了金石的内涵，最终形成人称“赵派”的篆刻新风格，开一代风气之先。

    张仰山是琉璃厂松竹斋的掌柜，他虽然是个生意人，但学养深厚，在篆刻技法上也颇有造诣，是赵之谦最要好的朋友。张仰山在篆刻上花费的心思要远远大于对铺子的经营，他对做生意没多大兴趣，也不想发大财，平生最大的愿望是当个有造诣的书法篆刻家。他崇拜赵之谦，视他为最要好的朋友，如今赵之谦就要回南方了，于是张仰山花重金在鸿兴楼为赵之谦送别。

    赵之谦和张仰山在鸿兴楼门口难分难舍，告别的话是说了又说，张仰山执意塞给赵之谦一包银子作盘缠，赵之谦推托再三，禁不住涕泪涟涟。

    这两位正待拱手作别，只见郑元培在他们面前飞身下马。郑元培把缰绳扔给身后的侍从，掸了掸衣服上的尘土，目不斜视，迈着大步向鸿兴楼走去。

    赵之谦眼睛突然一亮，高声喊道：“元培兄！”

    郑元培听到喊声急忙转过身来，看到赵之谦，惊喜地迎上去：“之谦兄！真没想到，京城遇故知！”

    赵之谦给张仰山介绍：“郑元培郑大人，我的同乡，直隶绿营提标。”又对郑元培说：“这是我在京城的至交，琉璃厂松竹斋的掌柜张仰山先生。”

    张仰山和郑元培就算认识了。

    赵之谦告诉郑元培：“我就要启程回乡了，还望元培兄……”

    郑元培打断他的话：“你要离开京城？之谦兄，万万不可，眼下大战在即，路上太危险，还是过些时日再说吧！”

    此时，一个军官从鸿兴楼里匆匆走出来，见到郑元培，似乎松了口气：“郑大人，您可来啦，督标魏大人都等急了！”

    “魏大人已经到了？哎哟，那可失礼了。”郑元培对张仰山、赵之谦作揖，“张先生、之谦兄，今日一见，实乃有缘，但无奈元培公务在身，不敢多叙，还请二位多多担待，咱们后会有期。”说完，转身迈着大步走进了鸿兴楼。

    张仰山看着郑元培的背影对赵之谦说：“人不留人天留人，怎么样，之谦兄，这下你得改变行期吧？”

    鸿兴楼内的一个雅间里，一桌酒席已经摆好，直隶绿营督标魏金寿坐在上座，五六个幕僚分坐在他的身旁。

    郑元培走进来，幕僚们纷纷站起来向郑元培抱拳行礼，魏大人安坐不动，面无表情地问道：“我们已经恭候多时了，郑大人姗姗来迟，该当何罪呀？”

    郑元培的脸上沁出了汗水，幕僚方今平赶紧接过话来：“罚酒三杯如何？”

    郑元培抢上一步，给魏金寿行礼：“标下郑元培来迟一步，还望魏大人恕罪。”

    魏金寿的脸上这才露出了些许笑容：“免罪，自罚三杯即可。”

    “遵命！”郑元培接过方今平递过来的酒杯，连饮三杯。

    众幕僚纷纷叫道：“痛快！郑大人果然痛快！”

    郑元培在魏金寿对面的空位子上坐下，迫不及待地发问：“魏大人，战事有变吗？”

    魏金寿慢条斯理地回答：“怡亲王议和没有谈成，这仗打不打还两说呢。”

    郑元培的表情显得很焦虑：“魏大人，洋人已经在北塘登陆，天津也失守了，通州是京城的门户，张家湾乃洋人必经之要地，估计我们会在张家湾一带与洋人展开一场血战，您觉得有把握守住通州吗？”

    魏金寿四处望望，小声说：“这是咱自家兄弟说话，不可为外人道。朝廷虽说调集了蒙古骑兵和各省勤王的绿营兵，从张家湾到八里桥一带部署了三万多人马，依我看，这恐怕顶不了什么事儿，这一仗胜负很难讲，凶多吉少啊。”

    “魏大人，此话怎讲？”

    “事情是明摆着的，蒙古骑兵虽剽悍，可长枪马刀对付不了洋枪洋炮；绿营兵军备废弛、久疏战阵、军纪涣散，使用的大炮还是前装式，炮弹也是球形实心弹，可人家的炮弹落地就炸，而且一炸就是一大片，几十号人非死即伤。唉，论兵器，我们比人家差远了，人多管什么用？”魏金寿的情绪有些消沉。

    郑元培笑道：“去年我们在大沽口开战，打得不是不错吗？击沉三艘英吉利兵船，洋人死伤四五百，连英吉利的海军头领、副头领也是一伤一死，他们到了也没能攻占大沽口炮台。”

    魏金寿的脸上现出不悦，酒桌上的气氛紧张起来。

    方今平拉了拉郑元培的衣襟，悄声地告诉他：“这次洋人知道大沽口炮台不好惹，干脆从北塘上岸，然后就攻打了天津城。今天上午我还得到探报，说洋人用骡马拉着大炮，排着队从天津城里出来，看样子是奔北京来了……”

    郑元培没等方今平说完，猛地放下酒杯，站起身来：“洋人已经出天津了？那我们还敢在城里喝酒？应该上阵迎敌了！”

    魏金寿皱了皱眉头：“慌什么？离京师二百多里地，他们且到不了张家湾呢，时间再紧也得吃饭喝酒呀，总不能空着肚子上阵吧？”

    郑元培颓然地坐下，他可是再也没心思吃喝了。憋了半晌，郑元培还是禁不住开了口：“魏大人，标下有一事，不知当说不当说。”

    “但说无妨。”

    “我觉得我们的排兵布阵有不少破绽，您看……”郑元培摆动桌上的菜盘、酒杯示意部署，“僧亲王把督师军营设在通州与张家湾之间的郭家坟，统率马、步兵17000人，扼守通州至京师广渠门的大道。现在的阵形是这样，直隶提督成保率我们绿营兵4000人防守通州；副都统格绷额督带蒙古马队3000人，驻守在张家湾的东面和南面，准备迎击来自北塘和天津的进犯之敌；副都统伊勒东阿督带蒙古马队4000人防守八里桥；而张家湾却只驻兵1000人……”

    魏金寿打断他的话：“郑大人，我没看出这阵法有何不妥，你是什么意思？”

    “张家湾是守卫京师的最前沿，夷兵欲夺取八里桥、通州必先夺取张家湾。我方应在张家湾部署重兵，大量构筑土垒和战壕，步队兵士应依垒据守，不出战壕一步，用大炮、抬枪和弓箭杀伤夷人步兵，挫其锐气；我满蒙骑兵应部署在两翼伺机而动，一旦出现战机，则应从两翼分进合击，将夷兵的队伍分割成数段加以围歼。”

    方今平点头附和：“嗯，有道理，有道理啊。夷人之长是火器厉害，夷人之短是骑兵少，步兵、炮兵多，如果我们将满蒙骑兵埋伏在张家湾两翼，趁夷人步、炮兵攻击张家湾时突然出击，短兵相接展开肉搏，夷人的火器之长定难以发挥，将被迫与我铁骑纠缠在一起。”

    另一位幕僚也兴奋起来：“论贴身肉搏夷兵不是对手，况且我们在兵力上占有优势，一旦纠缠在一起，夷兵必败。”

    魏金寿脸色骤变，他“砰”地将酒杯蹾在桌上，大声说道：“放肆！”

    郑元培及众幕僚慌忙站起来，垂手肃立。

    “此次御敌方略是僧亲王亲自制定，经圣上批奏而成，你们好大的胆子，竟敢议论圣上和僧亲王的御敌之策！”魏大人扫视着众人，“我看你们有几个脑袋？”

    郑元培跨上一步：“魏大人，标下斗胆进一言，如果按照此部署，战端一开，我军必败无疑，标下个人性命事小，全军三万多弟兄的安危事大，护卫京师的安全，永葆吾皇江山社稷的事更大。”

    “住嘴！大战一触即发，全军将士枕戈待旦，随时准备迎敌血战，而你却在扰乱军心，非议僧亲王的御敌方略，依本官的意思，杀你十次都不多！”房间里鸦雀无声，魏金寿缓和了一下语调，“不过……此时正是用人之际，本官先搁置对你的处罚，到战场上去立功赎罪吧！”说完，魏金寿拂袖而去。

    鸿兴楼的这顿酒席就这样不欢而散了。

    张仰山的铺子松竹斋就在城南琉璃厂的西街上。这些日子通州吃紧，街上的行人明显少于往日，铺子里没什么客人，显得空空荡荡。

    张仰山是个好静的人，生意上没有过多的追求，能守住这份儿祖业就行了。松竹斋将近二百年的基业，祖上的余荫也足以让他享受一份富裕美好的生活，所以，在这样萧条的日子里，他不像别的铺子的掌柜们那样心急火燎地想辙，而是独自享受这份难得的清静：专心致志地在一块乳白色的石头上刻印章。

    小学徒林满江给张仰山端上新沏的茶来。林满江那年十六岁，通州张家湾人，家里托人举荐到京城谋个差着实不易，虽说是学徒，可干好了将来就能自个儿混个前程，比在家种地强。林满江深知这一点，因而干活不惜力气，加之他生性忠厚，来松竹斋学徒还不到两年，已深得张仰山的喜爱。

    林满江把茶碗放到张仰山的身边：“掌柜的，您歇会儿，喝口茶吧。”

    张仰山低头“嗯”了一声，拿起茶碗喝了一口，继续刻印章。过了一会儿，他仿佛感觉到林满江还站在旁边，于是抬起头来问道：“满江，有事儿吗？”

    “今儿早上我去了趟库房，以咱们的货底儿，再过它十天半个月的肯定是没问题，就怕万一这次的货要是再运不上来，那可就不好办了。”林满江的语调中透着忧虑。

    张仰山感到很诧异：“哦？安徽那边什么时候发出来的？”

    “上个月初二，已经一个多月了。”

    “算日子是该到了。”张仰山想了想，“那就再等等吧，要是还不来，你就到崔掌柜那儿去打听打听。”

    “昨儿夜里崔掌柜让人带了口信儿过来，说是货到了山东境内，正赶上长枪会配合洪秀全造反，专在运河上劫船，所以只能临时改走陆路了。”林满江叹了口气，“唉！这之前因为江南闹长毛，所以这回他们是特地等到了江北才走的水路，可谁承想，好容易避开了长毛，结果又出来个长枪！”

    张仰山站起身安慰道：“从山东过来，走得快也得三四天，现在送信儿的人既然都到了，我看咱们的货应该也就这两天了。”

    “我是巴不得能如此啊，可不见到货车我就放不下这颗心。打过年咱一共订了四次货了，有两次可都没送上来，掌柜的，您说，咱这是不是就像书里讲的赶上‘乱世’了？长毛儿、捻子、洋鬼子，还有长枪会，这一拨儿接一拨儿的，就跟赶场似的，什么时候算个完呢？”

    张仰山还没来得及回答，一个骑着马的小太监在铺子门口停下了。小太监并没有下马，而是尖着嗓子高声喊道：“松竹斋的张掌柜在吗？”

    张仰山匆忙跑出来，先恭恭敬敬地给小太监行了个礼，这才开口：“在下张仰山，请问公公有何吩咐？”

    “内务府刘大人有令，松竹斋即刻筹备素白官折五千翎，分三、五、七日三批供应，不得有误！”

    张仰山一听就急了，慌忙请求：“公公容禀，小店货源均在江南，因今年长毛闹得厉害，所订货品已经连续数月无法抵达，库房如今已近空虚，恐怕一时难以凑够五千翎官折，能否请公公跟刘总管美言几句，再多给几日宽限？”

    小太监有些不耐烦了：“宽限你？那谁宽限我呀？如今准你分三批供应，就是刘大人开恩了。这批货是急着送热河的，我说张掌柜，你要想明白了，这档差事事关重大，交你承办可是你的福气！反正刘大人说了，要是办不好，你这松竹斋和我的脑袋就都没了！”

    张仰山欲言又止，小太监“哼”了一声，打马而去。

    这一切都被松竹斋斜对面的茂源斋南纸店的陈掌柜看在眼里。俗话说，同行是冤家，此时陈掌柜从门口走回来，得意地背着手在店里来回溜达，自言自语：“哼，给皇上当差，这回是要把自个儿给当黄喽！五千翎官折，我看你怎么把它变出来！茂源斋虽说吃不上皇粮，可也不会为短了几翎纸就没了脑袋……”

    正在埋头扫地的小学徒庄虎臣，听了陈掌柜的这番话似懂非懂，他不由得直起身来，向陈掌柜投去了问询的目光。那一年庄虎臣十三岁，来茂源斋还不到一个月。

    陈掌柜没有回答，他转身走到桌子前，拿起了盖碗：“虎臣，给我加水。”

    咸丰十年八月初三，也就是公元1860年9月17日。

    通州县城外，田野一无往日的宁静，炮兵在忙着运送大炮，步兵在挖堑壕，不时还有拖家带口的平民匆匆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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